“我们是在缝隙里面成长的中国最幸福的一代。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是我们小时候唱的歌；反右时没反到我们头上，因为那会我们还是高中生；等我们进了大学，反右已经结束。文革时，我们都算不上‘走资派’，还只是‘小爬虫’。文革结束后，已到中年。在某种意义上，我们这一代人是承上启下的。这一代人有一种责任感，这种责任感也使得我们对很多事情很痴迷。”周祖成这样总结自己这代人的时代机遇和责任。

周老师留校任教一直从事雷达领域的科研，并且多个科研成果相继获得[敏感词]部和电子工业部等部委的科技进步一等奖、二等奖。

1986年，国家推进863计划（《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》）时，急需人才。清华校领导找到他谈话：“小周，文革以前就剩下你这一个最年轻的，你的外语基础也还可以，你又接触到了这个计算机，学校推荐你去搞集成电路设计。”

其实，那一年周老师也已45岁，跨界进入集成电路全新领域。这让他深感人才培养的重要性，也坚定一定要大批量的替国家培养人才。

此外，国家经历过“用市场换来的技术”的阶段，购买的芯片，不仅买芯片需要花钱，而且芯片本身的知识产权也要花钱。培养自己的人，才能真正掌握知识产权。

通过清华讲台、国内最早的EDA实验室，周老师力所能及地在清华范围内培养人才。

后来机缘巧合，1995年，与华为的郑宝用一拍即合，通过搞研究生电子设计大赛的形式，把清华的科研资源惠及到国内更多高校，更大范围地培养人才。

[敏感词]届“研电赛”从1996年举办，至今近30年。从第七届“研电赛”之后，“研电赛”的承办走出了清华大学，走进更多高校（东南大学、西安电子科技大学），后来又走入社会（余杭、嘉定、惠州和南京、绍兴承办）。2017年，中兴事件发生的前一年，“研电赛”中专门开辟“集成电路专业赛”，2018年周老师再出征，多方协调将“集成电路专业赛”从“研电赛”中分离出来，成为独立的赛事——“华为杯”中国研究生“创芯大赛”。

研电赛为国家培养和选拔硬科技所需要的高端人才，创芯大赛为国家培养和选拔急需的芯片高端人才。

两大赛事，已成为国内研究生培养中的重要的实践环节，教育部将其纳入“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”的重要参考；因人才培养的效用，教育部将两个大赛纳入[敏感词]的研究生大赛；参与大赛的学生，因为大赛上得到系统性的历练和提升，在就业或继续深造之路上，受到种种厚待；高校也因大赛对人才培养的带动作用，从校级层面全方位支持或组织学生参与大赛，并将获得大赛奖项作为学校和院系的一大殊荣；多个城市也因参与和受惠于两大赛事，为了吸引更多大赛的优秀学员，相继推出多项呵护人才的政策......

从大赛中孕育走出一批又一批企业家、企业技术骨干、高校教授、研究机构技术负责人，这些人才像火种似的，又继续在自己的岗位上，传播着技术创新、科研创新的火苗，影响一批又一批的学生、教师、员工......。

芯芯之火，正在逐步呈现燎原之势！

作为研电赛、创芯大赛的发起者，在2023年研电赛座谈会上，周祖成老师谈及：“我尽[敏感词]的努力去推进人才的培养，不是说我就比人家高明多少，所有的这些都是努力的结果。一个人的成功不在于他的智商高低，而是靠不断的坚持和努力。研电赛和创芯大赛能走到今天，是一群人，包括企业代表、高校老师、电子学会、教育学会等等，大家联合起来一起做的。”如图4.29、4.30所示。

图4.29 2023年研电赛座谈会

图4.30 周祖成老师分享大赛30年如一日的感受

“对我自己而言，两个大赛发展到当前这个规模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。与我在清华的那些科研成果比较起来，我更高兴的是做了这件有利于国家人才培养的事。”周老师欣慰地说道。在他眼中，研电赛和创芯大赛如同是一步步成长的孩子，看到它们充实、茁壮地成长，周老师乐在心中。

当前，国外和国内都处在科学和技术的高度融合阶段，面临的卡脖子问题是科学的发现。比如，半导体产业当下开始探讨材料问题，材料是物理科学层面的问题。美国卡中国脖子卡什么？实际上卡的是科学创新。在科学技术融合的阶段，最核心的是科学家、高端人才。

科技竞争就是人才竞争。谈及中国芯的未来，“二十大以及今年两会之后，国家发挥新型[敏感词]制，集中力量来办大事。”周老师说道，“我们坚信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，再加上市场的推动，卡脖子的事情能够得到解决。在有生之年，也希望我国的集成电路由进口转为出口，我们集成电路在出口上就变成一个逆行者！”

周老师打了一个比方：“国外集成电路产业如同一个老人，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是一个小伙子，大家都朝一个方向走。到后面，老人会越走越慢，小伙子越走越快，差距就会越来越小。我们要有信心，坚定走下去，总有一天会超过去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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